(一)司法机关

　　1. 从司寇、廷尉到大理寺。

　　(1)西周时期的司寇。

　　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。中央设大司寇，负责实施法律法令，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。大司寇下设小司寇，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。大、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。此外，基层设有士师、乡士、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。

　　(2)秦汉时期的廷尉。

　　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;廷尉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，审理全国案件。汉承秦制，廷尉仍是中央司法长官;郡守为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当地司法长官，负责全郡案件审理;县令兼理本县司法，负责全县审判工作;基层设乡里组织，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。

　　(3)北齐的大理寺。

　　北齐时期正式设置大理寺，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。大理寺的建立增强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能，也为后世王朝健全这一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　　2. 御史制度。

　　秦代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，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。

　　汉代时期御史大夫(西汉)、御史中丞(东汉)，负责法律监督;西汉武帝以后设立司隶校尉，监督中央百官与京师地方司法官吏;刺史，专司各地行政与法律监督之职。

　　魏晋以降，为抑制割据势力，御史监督职能有明显加强。晋以御史台主监察，权能极广，受命于皇帝，有权纠举一切不法案件，又设治书侍御史，纠举审判官吏的不法行为。

　　(二)诉讼制度

　　1. 狱讼

　　民事案件称为“讼”，刑事案件称为“狱”，审理民事案件称“听讼”，审理刑事案件叫“断狱”。

　　2. 西周时期的“五听”、“五过”与“三刺”制度。

　　(1)“五听”。

　　“五听”制度指判案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。即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、面部表情、呼吸、听觉、眼睛与视觉确定其陈述真假，说明西周时已注意到司法心理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审判实践中。

　　① 辞听，听当事人的陈述，理屈则言语错乱;

　　② 色听，观察当事人的表情，如理亏就会面红耳赤;

　　③ 气听，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，如无理就会紧张得喘息;

　　④ 耳听，审查当事人听觉反应，如无理就会紧张得听不清话;

　　⑤ 目听，观察当事人的眼睛，无理就会失神。

　　(2)“五过”。

　　是西周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。“五过”的具体内容是：

　　惟官，畏权势而枉法;惟反，报私怨而枉法;惟内，为亲属裙带而徇私;惟货，贪赃受贿而枉法;惟来，受私人请托而枉法。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，皆以其罪罪之。

　　(3)“三刺”制度。

　　西周时凡遇重大疑难案件，应先交群臣讨论;群臣不能决断时，再交官吏们讨论;还不能决断的，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。“三刺”制度说明西周对司法判案的慎重，是“明德慎罚”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。

　　3. 秦律中的“公室告”与“非公室告”。

　　秦律把杀伤人、偷盗等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，列为严惩对象。这类犯罪称为“公室告”，官府对此必须受理。但是，秦律把“子盗父母，父母擅刑、髡子及奴妾”等引起的诉讼，称为“非公室告”。对“非公室告”，官府不予受理。子女强行告诉的，还要给予处罚。提倡官吏主动纠举罪犯;同时鼓励罪犯投案自首，用以减少官府侦缉与追捕的困难。

　　(三)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

　　1. 汉代的《春秋》决狱。

　　这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。必须根据案情事实，追究行为人的动机;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;首恶者从重惩治;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。《春秋》决狱实行“论心定罪”原则，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“忠”、“孝”精神，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，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。相反，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，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，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。以《春秋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，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。但是，如果专以主观动机“心”、“志”的“善恶”，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，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，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。

　　2. 汉代的“秋冬行刑”。

　　汉代对死刑的执行，实行“秋冬行刑”制度。汉统治者根据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规定春、夏不得执行死刑。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载，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：“王者生杀，宜顺时气。其定律：无以十一、十二月报囚。”除谋反大逆等“决不待时”者外，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、冬至以前执行，因为这时“天地始肃”，杀气已至，便可“申严百刑”，以示所谓“顺天行诛”。秋冬行刑制度，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，唐律规定“立春后不决死刑”，明清律中的“秋审”制度亦溯源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