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27日，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就发微博称，她收到一名外院同行的微信表示，该院向全体医师下达命令要求，医保病人定额10500元诊治，超出消费额克扣医生工资，没有用完则进行奖励。微博一出，引发网友吐槽。当地人社部门回应称，每人看病合理花费不同，严禁医院平均分解指标给医生。

　　见过医生疯狂开药“以药养医”的，没见过治疗病人还有消费额度限制的。公众苦“看病贵”久矣。当突然有一项政策宣称，医生不能随便开大处方、乱收费，医保部门每年会定额预付医疗费给医院，但患者费用却不能超支，否则将倒扣医院追责医生，便难免让人产生如沐春风之感。“医保总额预付”制度就是这样一项医保新政，于莺接到爆料的医院，施行的也正是这项制度。

　　这本来是好事。控制医院的医疗费总额，从而间接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管控，遏制大处方、乱检查、乱收费等医疗陋习。“医保总额预付”的意义本出于此。不过现在看来，“看病贵”的问题倒是解决了，“有病没处看”的疑惑又冒了出来。就像爆料中说的，病情重的医到10500元就被赶出医院，有病没处治;想看病的，如果不巧碰到医保定额超标，也会在看病路上求治无门。真是逼急患者，绑架医生。

　　病情不同，每个人看病花销的费用自然不同。具体到被爆料医院“医保定额超标扣医生钱”这件事来说，如果每个病人的看病费用都搞“一刀切”，那么这就不仅是一种医疗管理上粗暴的惰政，也是对患者病情诊治的不负责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“医保总额预付”是规范大处方等医疗行为的好经，但之所以在现实执行中被一些医院“念歪”，其实就是因为，这些医院只是把总额医疗费用进行简单的指标分解，一味让患者平摊指标，而一旦额度超出，“推诿患者”等“看病难”的成本，又只有让患者去背负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种现象绝非孤例。去年2月，上海市民秦岭就曾给上海市委书记写信，诉说癌症晚期的父亲被多家医院推来推去的痛苦。这件事背后，医保总额预付带来的指标分摊，正是幕后“推手”。“挑选病情不那么重的病人”正在成为一些医院的“潜规则”，而重症患者却变成“皮球”，成了最大受害者。

　　一味苛责医院不讲医治良心，显然无济于事。要让“医保总额预付”制真正发挥效应，既解决“看病贵”，也别让“看病难”冒头，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医疗行为的具体监管，也需要打上制度补丁。比如，有专家就建议，充分考虑一地的物价、医疗水平提升等变量，对预付费用进行动态调整;对于超支，也应根据医疗新技术运用、参保人数增加等状况，进行补偿。也只有强化监管、打上补丁、不断修正，医改的好经或许才不会被念歪吧。